1 历史源流
1.1 古美索不达米亚竖琴（博琴与弓形竖琴）
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今伊拉克境内）是竖琴这一乐器的早期摇篮之一。该地区出土的文物表明，早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苏美尔人就已经制作并演奏竖琴。这类乐器的名称多为楔形文字记载，其中“博琴”（Bow Harp）特指一种弓形结构的早期竖琴。其基本形态为一段弯曲的木头，两端系弦，弦数通常为三至七根。博琴的演奏者多为男性，常见于宫廷或宗教场所。
1.1.1 苏美尔城邦中的竖琴遗存
在苏美尔各城邦（如拉加什、乌尔等）的遗址中，考古学家发现了大量竖琴的碎片和浮雕描绘。这些遗存可追溯至早王朝时期（约公元前2900年至前2350年）。苏美尔人将竖琴视为权力与神性的象征，常用于祭祀月神南娜（Nanna）或畜牧之神杜木兹（Dumuzi）。在圆筒印章和石板上，竖琴被刻画为神灵与国王演奏的乐器，琴身常装饰有公牛头或女神像。
1.1.2 乌尔皇家陵墓的出土实例
乌尔皇家陵墓（约公元前2600年）是古代竖琴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英国考古学家伦纳德·伍利于1920年代发掘出三具保存较完好的竖琴，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乌尔大竖琴”和“乌尔皇后竖琴”。这些竖琴的框架由木头与黄金、青金石镶嵌而成，共鸣箱原被动物皮覆盖。乌尔大竖琴的琴头上装饰着金制公牛头，胡须由青金石制成；弦数约为十一根，使用肠弦，但留存至今的只有琴体和装饰件。这些器物现藏于大英博物馆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乌尔竖琴不仅展示了美索不达米亚高超的工艺水平，也为研究早期竖琴的形制提供了关键物证。
1.2 古埃及竖琴（弓形竖琴与角形竖琴）
古埃及竖琴的发展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平行，但其形态更具多样性。早期埃及竖琴以弓形竖琴为主，后演化出角形竖琴。这两种形制在埃及历史中持续使用了近三千年。弓形竖琴由一段弯曲的木杆或藤条制作，一端削尖插入葫芦形或船形的共鸣箱中，弦从箱面斜拉到弓背顶端。这种乐器音色柔和，适合伴奏歌舞。
1.2.1 壁画与铭文中的演奏场景
大量古埃及墓室壁画和神庙铭文生动记录了竖琴的演奏场景。在古王国时期（约公元前2700年至前2200年）的浮雕中，竖琴手常坐或站立演奏弓形竖琴，琴身尺寸较小，置于膝上。新王国时期（约公元前1550年至前1070年）的壁画则更频繁出现角形竖琴：这是一种带有垂直竖梁的乐器，共鸣箱较深，弦数增至十余根，演奏者多跪坐，双手拨弦。例如，底比斯地区第52号墓（约公元前1400年）的壁画刻画了一位盲人竖琴师，他身着白袍，面前摆放着一具高大的角形竖琴，正在为宴会助兴。这些图像还显示竖琴常与笛子、琵琶等合奏。
1.2.2 与宗教仪式的关系
竖琴在古埃及宗教仪式中扮演着核心角色。它被认为是女神哈索尔（Hathor）的专属乐器，用于祭祀她的神殿中。哈索尔是爱、音乐与欢乐之神，竖琴的旋律被认为能召唤神祇降临。此外，竖琴也出现在奥西里斯（Osiris）的祭典中，伴随葬礼中的哀悼与祈福。在《亡灵书》中，竖琴被描绘为来世灵魂聆听天籁之音的来源。底比斯贵族墓葬中常放置真正的竖琴实物，供墓主人死后继续使用。
1.3 古希腊与古罗马的竖琴（里拉琴与竖琴的界限）
在古希腊与古罗马文明中，里拉琴（Lyre）与竖琴（Harp）的界定常因历史记载不够清晰而产生混淆。严格来说，里拉琴的琴弦固定在横梁与共鸣箱之间，琴体多为U形或方形；而古希腊语境中的“竖琴”多指琴体为角形、弦从竖梁斜拉到共鸣箱的乐器。古希腊人很少区分这两种乐器，常以“琴”（Chelys or Phorminx）统称。
1.3.1 荷马史诗中的福尔明克斯
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反复提到一种名为“福尔明克斯”（Phorminx）的乐器。这是一类弦乐器，被认为介于里拉琴与竖琴之间。在史诗中，阿喀琉斯在营帐内弹奏福尔明克斯，以此平息愤怒；奥德赛的船上，歌手菲米乌斯用福尔明克斯吟唱英雄事迹。福尔明克斯通常有四至七根弦，琴身常饰以龟壳，为游吟诗人（Aoidoi）所专用。它虽非严格意义上的竖琴，却为古希腊拨弦传统奠定了基础。
1.3.2 罗马人改良的角形竖琴
罗马人在公元前3世纪至1世纪期间吸收了希腊文化，并将北非、中东传入的大型角形竖琴改良为“巴比乌斯竖琴”（Barbiton或Harpae）。罗马角形竖琴的共鸣箱用动物皮或木料制成，弦多达十五根，琴身高大，站姿演奏。这种乐器被罗马贵族用于宴会和剧场伴唱，却常被保守派批评为“靡靡之音”，认为它削弱了传统里拉琴的庄严性。
1.4 亚洲古代竖琴
亚洲大陆的古代文明同样独立或受传播影响而发展出竖琴类乐器，它们在形制与名称上展现了丰富的地域特色。
1.4.1 古代波斯竖琴（昌格）
古代波斯的竖琴称为“昌格”（Chang或Chank），最早在埃兰时期（约公元前3000年）出现。其形制为角形竖琴，琴体用木料雕刻，共鸣箱略弯，弦数约五至二十根，通过木栓调音。昌格在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发展成熟，见于波斯波利斯宫殿浮雕，由乐师在宫廷广场上演奏。萨珊王朝（224—651年）浮雕则显示昌格常与琵琶、笛子和鼓合奏，用于宴会或皇室庆典。昌格后来也传入阿拉伯世界，对乌德琴的演变产生了间接影响。
1.4.2 古印度维纳（与竖琴的类比争议）
古印度文献中经常提及的乐器“维纳”（Vina），其早期形态被部分学者视为一种竖琴。吠陀时代（约公元前1500—前500年）的维纳具有三根弦，由弯曲的木棍张弦而成，演奏者一手拨弦，一手在弦上滑动控制音高，这与竖琴的固定音高演奏有所不同。印度史诗《梨俱吠陀》和《摩诃婆罗多》描绘维纳用于祭祀颂歌。然而，印度现代维纳实为一种拨弦诗琴（Lute），古代维纳与竖琴的相似性仅停留在“弓形框架”上，故学界对两者是否应归为竖琴类存在争议。
1.4.3 中国古籍中的“箜篌”及其与竖琴的渊源
中国古代典籍中记载的“箜篌”（Konghou）被普遍认为是中国本土化的竖琴。最早的记录见于《史记·封禅书》，约在汉武帝时期（公元前2世纪）传入中原。东方和西域的“立箜篌”（角形竖琴）与“卧箜篌”（弓形竖琴）是两种主要形制。卧箜篌类似于弓形竖琴，由一段弯曲的木头和共鸣箱组成；立箜篌则高达一米以上，琴架对张二十二至二十五根弦，用双手拨奏。隋唐时期，箜篌在宫廷燕乐中极受欢迎，宋代后逐渐失传。虽然箜篌的起源有“西来说”与“本土说”之争，但其核心结构与古埃及角形竖琴高度相似，暗示了丝绸之路上的乐器传播。
2 形制与构造
2.1 整体结构特征
古代竖琴按照框架形态可分为三大类别：弓形、角形与框架竖琴的雏形。这种分类一直延续至后世音乐学中，并在考古音乐学的标准分类体系（如Hornbostel–Sachs分类法）中占据基础地位。
2.1.1 弓形竖琴：简单的弯曲木棍与弦
弓形竖琴是最古老、最简单的竖琴形态。它由一个弓形或新月形的木棍、一根根张紧的弦组成，弦的一端固定在木棍底部的共鸣箱（承载器），另一端绑在弓形木杆的顶部。共鸣箱通常用葫芦、龟壳或挖空的木块制成。弓形竖琴无竖梁，结构依靠木棍的张力支撑弦的拉力。其弦数极少，多为三至七根，音域狭窄。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和非洲都曾流行弓形竖琴，后世在中非某些部落中仍有传承。
2.1.2 角形竖琴：倾斜的共鸣箱与竖梁
角形竖琴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出现于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是一种革命性的进化。它由两个主要部件组成：一个倾斜或竖直的共鸣箱，以及一个从共鸣箱底部以一定角度向上延伸的竖梁（或称「前柱」）。弦从共鸣箱顶部的弯曲木杆（颈部）斜拉到共鸣箱表面。这种设计允许弦数增加（至十余根）并提升音色均衡性。演奏时，角形竖琴常放置于乐师膝上或立于地面。
2.1.3 框架竖琴（拱形竖琴）的雏形
框架竖琴（Frame Harp）在公元前几个世纪出现于欧亚大陆。它本质上是一个角形竖琴的共鸣箱与竖梁之外，又在顶部增加了一个拱形或水平的横梁（德语“拱栏”），这个横梁将竖梁与颈部连接起来，将琴体加固成一个三角形的框架。最早的框架竖琴见于古希腊的某些浮雕，以及亚述地区的象牙雕刻中。框架结构大幅提升了琴弦的张力耐受能力，为未来中世纪欧洲竖琴的大型化提供了可能，也是现代踏板竖琴的正源。
2.2 弦的数量与材质
古代竖琴的弦的数量极少，且材质有限，这直接制约了其音域和表现力。
2.2.1 肠弦与羊肠线的使用
几乎所有已知的古代竖琴都以肠弦作为标准配置，尤其是羊或山羊的小肠制成的细线。羊肠线具有一定的弹性，在干燥且经过缠绕处理后能发出清脆而不刺耳的共鸣音。美索不达米亚与埃及的高等级竖琴还会对肠线进行浸油或熏蒸处理以防水防虫。丝弦（如中国与印度）和金属弦（如青铜丝）极少数情况下也被试用，但并未广泛普及。
2.2.2 弦数从3根到11根的演变
考古与文献证据表明，最古老的弓形竖琴仅有三根弦，至公元前三千年晚期美索不达米亚的角形竖琴常用五至七根弦。乌尔竖琴至少有十一根弦，而埃及新王国时期的角形竖琴弦数可达十八至二十二根。弦数的增加伴随着琴体的升级：琴颈须更长、竖梁须更强韧。这一演化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持续了约两千年才在框架竖琴上实现数十根弦的配置。
2.3 共鸣箱与调音装置
2.3.1 早期共鸣箱的材质（木、龟壳、动物皮）
古代竖琴的共鸣箱材质因地制宜，呈现多样性。木制共鸣箱最为普遍，如雪松、梧桐木、红木或胡桃木均可用于挖空成型。在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还会使用龟壳或动物皮（肠皮或鱼皮）包裹共鸣箱开口，以增强共鸣。为了美观和坚固，高级竖琴的木头表面用青金石、象牙或黄金镶嵌（如乌尔竖琴）。非洲某些部落则使用葫芦或兽角。
2.3.2 木栓与绕线棒的调音方法
古代竖琴没有现代机械弦轴（Tuning Peg），调音通过两种基础方法实现：使用木质调音栓（即木栓）与绕线棒。木栓被插入琴颈的孔洞中，随着木栓旋转，缠绕其上的肠线被拉紧或放松以改变音高。绕线棒亦常用于控制弦的张力：弦的一端缠绕在调音棒上，棒被旋转以调整音高。美索不达米亚的乌尔竖琴上发现了用于调音的铜质或骨制小棒。这些调音工具虽然简单，但足以支持五音或七音体系的固定音高。
3 演奏技法与音乐功能
3.1 基本拨弦技巧
古代竖琴的演奏技法与现代竖琴的复杂指法相比显得简约，但它们是后世技法的奠基。
3.1.1 空弦演奏与简单滑音
演奏者通常以拇指、食指或中指拨动琴弦（空弦定弦的音高）。由于弦数有限且无制音机制，弦被拨动后持续振动的余音较为明显。滑音（Glissando）的效果通过手指快速轻扫过相邻数根琴弦产生，这种技法在古代浮雕中常有描绘。滑音被视为增加长度和情感渲染的有效手段。
3.1.2 指关节击弦的特殊技法
在某些古代文化（尤见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浮雕）中，出现了用指关节用力敲击琴弦的近末端部分（接近共鸣箱的位置）以产生一种类似于打击乐效果的特殊技法。这种技法可能用于强调节拍或模拟雷声，类似于现代吉他的“拍击”。这种敲击弦法在印加文明和非洲音乐中也有独立发展。
3.2 音阶与调式
古代竖琴的音阶系统简单而固定，与现代十二平均律相去甚远。
3.2.1 无法演奏半音的四弦、五弦调音
古代竖琴的弦数少，且弦之间调成固定音高，缺乏半音的可能性。例如四根弦竖琴的调音可能采用“C-D-E-F”或“F-G-A-Bb”等，四弦至五弦乐器可提供完整的四音列（Tetrachord）或五声音阶。要变调，演奏者必须手动重新调弦，连在演奏中途调整都无法实现。
3.2.2 五声音阶与七声音阶的原始应用
尽管弦数少，古代竖琴仍能支持五声音阶（例如“C-D-E-G-A”）和早期七声音阶（类似古希腊的“大/小/种”七音调式）。古埃及十九王朝（约公元前13世纪）的“竖琴调式表格”记录了一种以“C-D-E-F-G-A-B”为基础的七音调音法，虽然音程并不严格对应现代大调音阶。在祭祀音乐和史诗吟唱中，五声音阶被认为更具神秘感，故在宗教竖琴曲目中常见。
3.3 音乐的社会功能
古代竖琴绝非单纯的娱乐工具，它身兼多重社会职责。
3.3.1 祭祀与巫术场合
早期竖琴遍用于祭祀、丧礼和巫术仪式中。在美索不达米亚，竖琴在吊唁逝去的神灵杜木兹时被奏响，被认为能唤回其灵魂；在印度，维纳用于吠陀唱诵。在凯尔特世界，德鲁伊祭司手持小型竖琴在祭坛前为战士祈福或预卜未来。竖琴的旋律在这种“通灵”场合中象征着神与人的桥梁。
3.3.2 宫廷宴乐与史诗吟唱
在各文明中，竖琴是贵族宴会的核心乐器。古埃及底比斯的宴饮图、希腊荷马游吟诗人都使用竖琴为史诗吟唱伴奏。波斯宫廷的昌格乐师为国王演奏赞美诗或叙事长诗。中国的箜篌在汉代宫廷的“相和歌”中参与伴奏与独奏，最高曾拥有二十四或二十五根弦。竖琴的社交地位在古代可视为“贵族乐器”。
3.3.3 民间娱乐与爱情表达（里拉竖琴的“撩妹”传说）
在古希腊，里拉琴的弹奏不仅流行于精英圈子，也逐渐传入民间酒会。有传说称，手持里拉琴的男性通过即兴弹唱以求爱，其温柔的音调据说能“撩”动女性心弦。罗马文献中亦有年轻人抱着竖琴在篝火旁为姑娘们演奏恋诗的记载。这一传统在中世纪欧洲再次被浪漫化，竖琴因此常与爱情、风流逸事挂钩。
4 文化象征与考古发掘
4.1 神话与宗教中的竖琴
在神话与宗教体系中，竖琴常被赋予超自然力量，成为音乐、爱、智慧和冥界的象征。
4.1.1 古埃及女神哈索尔的竖琴形象
哈索尔（Hathor）是古埃及的爱、美、音乐、舞蹈与母性女神。她最常被描绘为一位手持竖琴、头戴太阳盘与牛角冠的人物，或站立在竖琴旁边。她的神庙（如丹达腊神庙）中保存有竖琴形状的祭坛，信徒相信演奏竖琴可得到她的祝福。在葬礼艺术中，竖琴也常被视为引导死者进入冥界的媒介。
4.1.2 希腊神话中的阿波罗与俄耳甫斯
希腊神话中，阿波罗神（Apollo）以弹奏里拉琴（偶被归为竖琴类）而闻名。传说他击败蛇怪之后获得了这一乐器，并用以赢得心灵与艺术竞赛。俄耳甫斯（Orpheus）则以其竖琴的神奇之力令石头流泪、野兽驯服的传说而永恒。他用竖琴进入冥界试图带回过世的妻子欧律狄刻，竖琴成为爱与死亡抗衡的力量象征。
4.1.3 凯尔特神话中竖琴的魔力
在早期凯尔特神话中，竖琴被视为拥有魔力的物品。达努神族（Tuatha Dé Danann）的竖琴能随心奏出三种乐音：使人欢笑、忧伤和安眠。英雄库丘林（Cú Chulainn）曾通过竖琴演奏使敌人陷入沉睡或战栗。凯尔特德鲁伊阶层认为，一把镌刻有符文或神圣符号的竖琴，能驱邪避恶，是神器级别的存在。
4.2 著名考古发现
4.2.1 乌尔竖琴（约公元前2600年）
前文详述过的乌尔竖琴是三把可确认的最古老竖琴实物之一，其嵌金工艺、牛头形琴首以及保存状态证明它是苏美尔高级工匠的作品。琴架由木头、贝壳和青金石组成，木制琴弦已腐朽，但金质的弦绕与固定孔经复原后得以再现原有弦数。乌尔竖琴至今被视为古代美索不达米亚音乐文明的圣杯。
4.2.2 埃及底比斯竖琴壁画
新王国时期底比斯的拉美西斯三世陵墓中绘制有一幅著名壁画，画中一位坐姿盲人竖琴手面对一高大角形竖琴演奏。此画提供了古代角形竖琴的精准比例与使用方法，包括近似于G调的定弦参考（从画面显示的长度推测约十二根弦）。这幅壁画常用于美术史与乐器学论文中。竖琴手神情自若，暗示了他作为宫廷乐师的身份。
4.2.3 中国新疆且末箜篌（公元前500年）
1980年代至90年代，中国考古学家在新疆且末县扎滚鲁克墓群中发现了一具保存完好的竖琴物证，被称为“且末箜篌”。这具箜篌由木质框架与动物皮包裹的共鸣箱组成，长约87厘米，曾有五根弦孔，残存弦迹使用丝质。其形制为弓形竖琴，年代约在公元前1000年至前500年之间。且末箜篌的发现证明了竖琴类乐器在丝绸之路东段的流传，也与中国古籍中的“箜篌”记载相吻合，填补了中亚古代弦乐器的空白。
4.3 古代竖琴与后世变体的关系
4.3.1 中世纪欧洲爱尔兰竖琴的直接传承
古代希腊与罗马的角形/框架竖琴随着罗马帝国的瓦解传入西欧，公元8世纪左右形成了爱尔兰竖琴（Clarsach）。这种本土化的竖琴虽体型较小、弦数较少（约三十根），但其三角框架结构直接源于古代角形竖琴。爱尔兰竖琴被用作凯尔特文化象征（如国徽中的竖琴），至今在民间音乐中保留着“无半音”的朴素调音传统。
4.3.2 在东亚箜篌中消失的“琴腿”
中东与东亚的竖琴（箜篌）在传播过程中发生了关键形制变异：中国古代立箜篌原本有垂直的竖梁和共鸣箱，但宋代以后逐渐被琴瑟、琵琶取代，传承中断，于是“琴腿”（即竖梁的支撑部分）在文献中缺失。明清以来，箜篌几乎完全退出历史舞台，仅有图像资料。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才开始推行现代箜篌的复原工作，但其竖梁结构与传统箜篌已有不同。
4.3.3 非洲竖琴（可拉琴）的平行演化
非洲西部的可拉琴（Kora）是古代弓形竖琴的独立分支，存在于苏丹至塞内加尔一带。可拉琴的共鸣箱由大葫芦制成，蒙以兽皮；琴颈为一根长木，弦使用渔线或肠线。虽然弦数多达二十一至二十五根，但其框架结构仍接近古埃及弓形竖琴，按结构学分类为“复合弓形竖琴”。可拉琴的演奏者多为格里奥（口头历史传承者），这种竖琴在非洲社会中担任近似于西方吟游诗人的角色。
5 现代复原与演绎
5.1 博物馆复原项目
5.1.1 伦敦大英博物馆的乌尔竖琴复制品
大英博物馆在其美索不达米亚展馆中展示有乌尔竖琴的完整复制品。此复制品以现代工艺复原了乌尔竖琴的嵌金银和青金石细节，并使用尼龙弦代替肠线，使参观者能从视觉和功能两方面理解苏美尔竖琴的原始面貌。该复制品还曾被音乐家用于录制“仿古音色”的音频，通过还原五声音阶让听众感受四千年前的音调。
5.1.2 卢浮宫的埃及竖琴仿制
法国卢浮宫中存有基于底比斯壁画的角形竖琴复制品。该乐器的弦采用现代肠线，共鸣箱以梧桐木制作，搭配特殊角度使弦拉力接近古代。该仿制竖琴曾委托专业音乐家试奏，测试者发现其音域约一个半八度，最下方弦的音色类似大提琴的低音，而高音刺耳且短促。
5.2 当代古乐团的再演奏
5.2.1 用古调性演奏古代曲目
一些国际古乐团（如Ensemble Kérylos、Capella Antiqua München）尝试利用古代竖琴复刻品演奏古美索不达米亚、古希腊或埃及的残存曲谱。因古谱记录极简化且无节奏标记，这些表演具有相当大的重构空间。曲目通过四弦或五弦古调性呈现出古朴与空洞的美感，虽与现代人听觉惯差别较大，却为研究远古音感提供了有力实验。
5.2.2 电声竖琴与古代竖琴的“穿越”合作
在跨界音乐项目中，现代电子竖琴与古代竖琴复刻品偶有合作。如2015年英国作曲家马克·辛普森编排的一首曲目，将乌尔竖琴复制品与电声竖琴的混响效果结合起来，制造出一种“超时空的回响”。这种合作被部分观众视为新奇的文化碰撞，但也遭遇“媚俗”批评。然而，它们确实帮助古代竖琴在流行视野中焕发了新生命。
5.3 流行文化中的古代竖琴梗
5.3.1 电影《特洛伊》中的琴声争议
好莱坞电影《特洛伊》（2004年）描绘了阿喀琉斯弹奏里拉琴的片段。片中音乐制作人使用了现代民谣竖琴的音效，而非真正还原古希腊里拉琴的音色，这一做法遭到了部分音乐考古学家的批评，称其误导观众对古代乐器音色的认知。但大多数普通观众对此并不敏感，反因竖琴声与肌肉猛男结合产生了一种“反差萌”。
5.3.2 二次元作品中“绝对音感竖琴”的调侃
在若干日本动漫（如《弦音 -风舞高中弓道部-》相关音乐番）以及网络段子中，古代竖琴被调侃为“绝对音感验证器”，说古代竖琴弦数少但定制音高模糊，只有拥有“绝对音感”的人才能把它调准。这种梗源自古代竖琴的原始调音方法难以精确控制的事实，常在音乐生群体中流传。
6 研究分类与学术前景
6.1 考古音乐学中的竖琴分类标准
考古音乐学（Archaeomusicology）沿用Hornbostel-Sachs分类体系，将竖琴归入“弦鸣乐器”（Chordophones）下。它进一步根据框架形态划分为三类：弓形竖琴（Hornbostel-Sachs编号321.21）、角形竖琴（321.22）与框架竖琴（321.31）。这种分类为跨文化比较提供了统一框架，也让学者系统分析不同地域、时期竖琴的演变路径成为可能。
6.2 跨文化比较研究
横跨地中海、近东、中亚、南亚和非洲的古代竖琴实例，使跨文化比较研究成为热门分支。比较议题包括：弦数增长路径是否独立或传播影响；各地区竖琴的装饰传统（如牛头、鸟首或花饰）是否有共享符号；演奏技法（滑音、敲击）在不同文明中的相似性。随着丝绸之路音乐考古的深入，东西亚竖琴之间的联结正被重新重视。
6.3 尚无定论的待解谜题（如：弦的精确张力）
尽管考古学已取得长足进步，古代竖琴研究仍面临诸多未解问题。其中，弦的张力无法通过实物测定——肠线的弹性随时间衰减、腐朽，且残留的弦根本不存在张力记录。学者只能依靠残留弦孔直径、木材弯曲程度和琴颈压力标记等间接推算理想音高。此外，古代竖琴是否使用变调夹或拨子等附件、标准演奏时是否戴指套，这些细节尚待进一步考古证据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