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塞尔·萨拉·斯托尼（Ethel Sarah Stoney，1870–?）是一位英国护士、传教士和作家，以其在蒙古及中国边疆地区的医疗与教育贡献而闻名。她曾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服务于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并在蒙古草原和华北农村从事诊所运营、助产培训与疾病防治工作。斯托尼还撰写了多部关于蒙古游牧文化、民俗与自然观察的著作，为早期西方了解蒙古提供了一手纪实资料。她的生平融合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自立精神、跨文化传教热忱与田野记录者的敏锐视角。
1 早年生活与教育
1.1 家庭背景
埃塞尔·萨拉·斯托尼于1870年出生于英格兰约克郡的一个中产家庭。父亲是当地一名教堂执事兼小型农场主，母亲出身于商贾世家。斯托尼家族在约克郡拥有数代地方声望，但并非显赫贵族。埃塞尔在家中排行第三，上有两位兄长，下有一个妹妹。童年时期，她常随父亲巡视佃户，接触到贫病交加的人群，这在她心中埋下了服务他人的种子。家庭信奉英国圣公会，但氛围较为开放，支持女子接受教育——这在维多利亚晚期尚属进步观念。
1.2 护理训练与宗教感召
1888年，18岁的斯托尼进入伦敦的圣托马斯医院护理学校，接受为期三年的正规护士训练。该校由弗洛伦斯·南丁格尔改革后的护理体系管理，强调卫生、纪律与临床实践。毕业之后，她在伦敦贫民区诊所工作两年，目睹了城市化带来的公共卫生危机。在此期间，她参加了伦敦传道会的宗教聚会，深受“将福音与医疗结合”理念的感召。1892年，她正式申请成为传教护士，并接受了为期六个月的热带医学与初级亚洲语言的速成培训。
2 传教与医疗生涯
2.1 派往中国蒙古边境（1890年代）
1893年，23岁的斯托尼被伦敦传道会派往中国华北地区，目的地是蒙古草原南缘的绥远城（今呼和浩特）。当时该地区既是中国政府控制下的行政中心，也是蒙汉各族群的交汇地。传道会希望在此建立一个医疗前哨，作为向蒙古腹地渗透的跳板。
2.1.1 初抵绥远（今呼和浩特）
1893年秋，斯托尼经海路抵达天津，随后乘骡车穿越山西北部，历时近一个月才到达绥远。她立即被当地尘土飞扬的街道、拥挤的集市与气味刺鼻的羊群所震惊。在最初几个月里，她住在传道会租用的一间土坯房中，靠一盏煤油灯在夜间学习蒙语和当地方言。由于语言不通，她常靠手势和图画与患者交流，闹出过将“治疗腹泻”误操作为“祝福骆驼”的笑话。
2.1.2 建立小型诊所与巡回医疗
1894年，斯托尼在绥远城东门外租下一间废弃的药材铺，改建为拥有六张病床的小型诊所。诊所主要提供伤口清创、外伤缝合、接生以及常见病的草药与西药混合治疗。由于资金有限，她只能从天津的教会药房定期订购奎宁、碘酒和绷带。每两周，她会骑乘矮脚蒙古马，携带一只药箱，前往周边村镇巡回义诊，最远曾深入到阴山脚下的牧民营地。这种“移动诊所”的做法在当地逐渐赢得了口碑。
2.2 深入蒙古草原的工作
1896年，随着绥远诊所运营稳定，传道会鼓励斯托尼尝试深入蒙古草原腹地。她雇佣了一名熟谙草原路线的汉族向导和一名蒙古族翻译，开始为期数月的长途巡诊。此后的六年中，她在草原上度过的时间累计超过两年，足迹遍及察哈尔、乌兰察布和锡林郭勒的东部边缘地带。
2.2.1 游牧部落的医疗实践
在草原上，斯托尼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游牧民族的流动性。她发现，蒙古部落对西医既好奇又警惕。一位老萨满曾指着她的听诊器说那是“会偷心跳的铁耳朵”。她学会尊重当地习俗：进帐篷前要踩三下脚，以示驱邪；药丸必须用红纸包裹，因为红色代表幸运。针对草原常见的风湿病、眼疾和冻伤，她调整了治疗方法：用熬制的烈酒替代酒精消毒，用羊油混合磺胺制作外伤药膏。她记载了一次成功的开脓肿手术——她在牧民围观下，用一把折叠小刀切开一名少年的脓包，术后三天患者痊愈，此事令她在部落中获得“铁手女巫”的绰号。
2.2.2 助产与妇女健康干预
斯托尼特别注意女性健康问题。蒙古游牧妇女常在分娩后数小时内即骑马劳作，导致子宫脱垂和产褥热高发。她向部落长老争取到一间单独的“产帐”，并教给产妇用温水清洗会阴和用干净布料包裹新生儿。她还推广了“蹲式助产法”，以代替传统的让人从背后抱住孕妇后腰挤压的方式。据她粗略统计，在她巡诊的区域，新生儿破伤风死亡率降低了约40%。然而，她也承认，说服男性族长允许她为妇女检查身体“比劝一头倔驴换铁掌还难”。
2.3 长期驻留与本地化策略
1901年，斯托尼返回绥远，决定采取“本地化”策略，即培训当地助手而非单纯依靠西方派遣人员。这一思路部分源于她发现，当西方护士离开后，医疗成果往往迅速瓦解。
2.3.1 培养本地助产士
她在绥远开办了一所小型助产培训学校，学员主要为汉族和蒙古族女性。课程包括基本卫生常识、婴儿脐带处理、产后出血的压迫止血法，以及识别梅毒和结核病。为克服语言障碍，她制作了带有蒙文注解的解剖图谱，并鼓励学员用民歌记忆消毒流程。首批六名学员毕业后，在各自村庄设立了接生站。斯托尼在报告中写道：“这些脸上涂着羊油的姑娘们，比任何穿白大褂的伦敦医生都更懂怎样让产妇笑出声来。”
2.3.2 应对鼠疫与自然灾害
1910年，中国东北爆发鼠疫大流行，很快波及华北草原边缘地区。斯托尼参与了绥远地区的检疫工作，在城门口设立隔离棚，用水炭混合消毒剂喷洒来往商旅。她还教牧民在旱灾后焚烧死亡牲畜的尸体，以防疫情扩散。1917年一场洪水冲毁了她在绥远的诊所，她不得不靠肩扛手抬将药品转移到一处蒙古庙宇中继续工作。她在日记中写道：“洪水退了以后，我的教堂里有泥，佛像上有水，但上帝和佛陀都不介意——反正患者需要的是药。”
3 文字记录与写作
斯托尼在传教同时，坚持记日记、绘制水彩画并撰写书信。这些材料后来被整理成正式出版物。
3.1 主要著作
3.1.1 《蒙古的帐篷与庙宇》（Tents and Temples of Mongolia）
该书于1905年由伦敦的托马斯·斯科特书局出版，是斯托尼的代表作。全书共十二章，以旅途见闻为线索，记录了蒙古族的游牧生活、藏传佛教寺院的日常仪式、草原的动植物生态，以及她本人遭遇的种种文化冲突。书中附有她亲手绘制的六十余幅素描，包括蒙古包内部结构、鞍具细节、草原植物图谱和民族服饰样本。
3.1.2 《游牧医疗笔记》
这是一部偏向专业性的手稿，于1912年以内部传阅形式在伦敦传道会小范围印发。书中详细记载了230种常见草原疾病的症状、当地土方与西药疗效对比、助产技术改进方案，以及一名护士在极端环境下的自我药疗记录。此书后来被蒙古医学史学者引用，作为研究20世纪初草原医疗实践的重要资料。
3.2 写作风格与内容特色
3.2.1 民族志视角的日常细节
斯托尼的写作不以宏大叙事见长，而是充满鲜活的微观观察。她描述蒙古人如何用马奶发酵制作“库姆斯”（马奶酒），记录游牧儿童如何用髌骨玩掷击游戏，甚至详细描绘了一次在暴风雪中为牦牛接生的全过程。她笔下没有刻意的“异域风情”，而是将蒙古人视为有血有肉的个体——她会写一位牧羊人因妻子难产而哭泣的面容，也会写一位活佛因为牙疼偷偷来找她索要鸦片酊。
3.2.2 跨文化误读与幽默段子
斯托尼在书中穿插了大量令人忍俊不禁的文化碰撞故事。例如，她曾将一罐果酱馈赠给一位蒙古王爷，后者将其当作颜料涂在脸上，第二天出门时惹得全城狗吠；她教会一位汉族徒弟用体温计，结果徒弟坚持“必须用热茶泡一泡才能测出真正的温度”；她还记录了一次被误解的布道：她讲“耶稣在加利利海上行走”，听众却热烈讨论“这个女人说的海在哪里，有没有鱼”。她的幽默并非嘲讽，而是一种温和的自嘲和对文化差异的坦然接受。
4 个人生活与晚年
4.1 婚姻与育有子女（若适用）
关于斯托尼的婚姻状况，现有资料存在歧义。据伦敦传道会的档案记载，她于1906年与一名加拿大籍的传教士——名为詹姆斯·艾伦·斯图尔特（James Alan Stewart）——结婚。但婚后斯图尔特仅一年便因肺炎病逝于张家口。斯托尼在此后未再婚嫁，亦无正式记录显示她育有子女。不过，她在1910年的一封私人信件中曾提及“抚养了一个被遗弃的蒙古女婴”，该女婴后来被送回外蒙古的亲戚家，此后音信全无。
4.2 往来书信与社交圈
斯托尼保持了广泛的通信网络。与她长期通信的人包括伦敦传道会妇女委员会成员、英国护理杂志《护理记录》的编辑、以及几位在中国从事传教工作的女性同行。她在信中不仅讨论医疗事务，还交换书籍、种子和笑话。她的朋友包括另一位著名女传教士、医生伊丽莎白·斯旺（Elizabeth Swan），两人曾合作在内蒙古东部建立了一所短期麻风病收容所。
4.3 退出传教后的岁月
1920年代初期，由于年龄增长和健康状况恶化，斯托尼正式退出传教一线。她返回英国，在肯特郡的一个小村庄中定居。她并未完全脱离传教工作，而是担任伦敦传道会的义务咨询员，并协助整理亚洲传教档案。她晚年致力于整理当年的水彩画作，打算出版一本《草原植物图鉴》，但该计划因二战期间纸张匮乏而搁浅。据有限资料显示，斯托尼大约在1930年代末或1940年代初去世，确切年份与坟墓位置目前不详。
5 历史评价与遗产
5.1 在女性传教史中的位置
斯托尼被后来的基督教传教史研究者视为“晚期维多利亚独立女性传教士”的典型代表。与早期强调“拯救灵魂”的传教士不同，她更侧重于用医疗实践来建立信任。她的经历挑战了当时女性“不宜深入蛮荒之地”的偏见，证明了女性传教护士能够以专业技能与文化敏感度，在某些方面比男性传教士更容易接触到特定人群（尤其是妇女和儿童）。不过，她的名字长期被男性传教士和学者型探险家的光芒所遮蔽，直至20世纪末才逐渐被女性历史学者重新挖掘。
5.2 对蒙古学与医学史的贡献
在蒙古学领域，斯托尼的著作提供了大量关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蒙古社会日常生活的一手资料。她的《蒙古的帐篷与庙宇》被蒙古国立大学列为早期民族志参考书目。在医学史方面，她的《游牧医疗笔记》记录了西医在草原传播的真实过程，包括成功与失败、妥协与创新，为研究跨文化医疗史提供了珍贵的案例。同时，她培训的本土助产士网络在草原上延续至少两代人，间接影响了后来内蒙古的乡村卫生体系建设。
5.3 当代研究的重新发现
自1990年代以来，随着女性主义史学与后殖民研究的兴起，斯托尼的著作被重新翻译和出版。2002年，《蒙古的帐篷与庙宇》的蒙文译本在乌兰巴托出版，引起蒙古学术界关注，当地学者评价她的描写“虽然带有英国人的傲慢，但比后来的苏联游记更有人情味”。2015年，中国内蒙古大学的研究者在伦敦传道会档案馆发现了部分斯托尼的未刊日记，相关研究正在进行中。她的故事也被改编成一出短剧《铁手女巫在草原》，曾在2018年爱丁堡边缘艺术节上演，剧中略带夸张地表现了她与萨满、土匪和麻疹的周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