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维埃（俄语：Совет，意为“会议”或“委员会”），是20世纪初在俄国革命运动中产生的工农兵代表会议制度。它最初以罢工委员会和起义领导机关的形式出现，后成为俄国十月革命后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组织形式。苏维埃制度强调直接民主与阶级代表性，曾在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中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代名词。尽管其作为国家政权已随苏联解体而终结，但其概念在政治学与革命史中仍具有重要研究价值。
1.1 1905年俄国革命中的工人代表苏维埃
1.1.1 彼得堡苏维埃的成立
1905年10月，俄国爆发全国性政治罢工。彼得堡的工人代表在罢工中自发组建了临时性协调机构——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该机构最初由各工厂选出的代表组成，旨在统一罢工行动并应对沙皇政府的镇压。彼得堡苏维埃虽存在仅50余天，但成为后来革命者效仿的组织原型。
1.1.2 苏维埃的临时性与自发性
1905年的苏维埃均系临时性群众组织，无宪法或法律依据。它们由工人、士兵直接选举产生，代表可随时被召回。沙皇政府于1905年12月镇压了莫斯科武装起义后，各地苏维埃被迫解散。但其“直接民主”与“阶级代表”的原则被保留下来。
1.2 1917年二月革命后的苏维埃复兴
1.2.1 彼得格勒苏维埃与临时政府的双元权力
1917年二月革命中，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重新成立苏维埃。随后成立的彼得格勒苏维埃（1917年2月27日）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形成“双元权力”格局。苏维埃掌握实际军事与群众动员力量，临时政府则拥有法律上的行政权威。这种对立为十月革命铺平了道路。
1.2.2 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召开
1917年6月，第一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在彼得格勒举行，选出由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主导的中央执行委员会。该大会确认了苏维埃作为全国性权力机构的雏形。布尔什维克在其中逐步扩大影响，至1917年秋已在全国多数苏维埃获得多数席位。
1.3 十月革命与苏维埃政权的建立
1.3.1 武装起义中的军事革命委员会
1917年10月，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军事革命委员会（实际以彼得格勒苏维埃下属机构名义活动）策划并实施了武装起义。该委员会负责协调工人赤卫队、水兵和士兵的军事行动，于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夺取冬宫，推翻临时政府。
1.3.2 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立法行动
起义当晚，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在斯莫尔尼宫开幕。大会通过《和平法令》《土地法令》，并宣布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大会选举产生人民委员会（新政府）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这标志着苏维埃作为国家政权形式的正式确立。
2.1 苏维埃的层级体系
2.1.1 基层苏维埃（城市、乡村、工厂）
基层苏维埃是最直接的代表机构。城市苏维埃由居民按生产单位（工厂、机关）选举；乡村苏维埃以村社为单位；工厂苏维埃则直接由工人全体大会选举产生。它们负责管理本地公共事务、组织生产与分配。
2.1.2 区域苏维埃（省、州）
省和州苏维埃由下级苏维埃选派代表组成。其职能包括协调区域内经济计划、执行中央法令、维持治安等。区域苏维埃的代表名额通常按人口和产业比例分配。
2.1.3 中央苏维埃（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
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由各地方苏维埃按比例选派代表组成。大会闭会期间，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代行职权。1922年苏联成立后，这一架构演变为全联盟范围的苏联苏维埃代表大会及其常设机构。
2.2 选举与代表制度
2.2.1 间接选举与代表名额分配
苏维埃选举采用多层间接制：公民直接选举基层苏维埃代表；基层代表再选举上级代表。名额分配偏向工人（如每2.5万工人选举1名全俄代表，乡村则为12.5万农民选1名）。这种设计旨在强化无产阶级在政权中的比重。
2.2.2 代表召回制与群众监督
选民有权随时召回不称职的代表，并要求其报告工作。选民大会可对代表进行质询，甚至罢免。这一制度理论上赋予了群众对权力机关的直接监督权，实际运行中因政党控制而效力有限。
2.3 主席团与执行委员会
2.3.1 日常行政职能
各级苏维埃选举产生主席团作为常设领导机构，负责召集会议、执行决议、协调各部门工作。执行委员会则是具体的行政管理机构，内设经济、教育、司法等委员会，承担政府职能。
2.3.2 与政党和军队的关系
2.3.2.1 布尔什维克党对苏维埃的领导
布尔什维克党通过在其内部建立党组、派遣骨干担任苏维埃主席团成员等方式，确保党对苏维埃的领导。1918年后，所有重大决策均由党中央先行拟定，苏维埃通过程序确认。这在法律上虽保留了苏维埃的形式权威，实际权力重心逐渐向党的机构转移。
2.3.2.2 红军中的军事苏维埃
为加强军队政治控制，1918年设立军事苏维埃（军委会），由军队指挥员、政治委员和军事专家组成。军事苏维埃在作战、政治教育方面拥有决策权，成为党在军队中的抓手。该制度延续至苏联后期。
3.1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1917-1922）
3.1.1 国内战争期间的战时苏维埃
1918-1920年内战时期，苏维埃职能全面“战时化”。中央和地方苏维埃的主要任务是征粮、招募红军、镇压反革命。许多基层苏维埃被军事管制取代，代表选举亦因战争频繁而中断。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通过苏维埃系统执行，但也加剧了经济紧张。
3.1.2 新经济政策下的苏维埃职能调整
1921年推行新经济政策后，苏维埃的工作重心转向恢复经济。基层苏维埃重新活跃，负责管理合作组织、调配物资、监督市场。选举活动也逐步恢复，但因农民对粮食税的不满，苏维埃的群众基础仍不稳定。
3.2 苏联时期的苏维埃制度（1922-1991）
3.2.1 1936年宪法下的最高苏维埃
3.2.1.1 联盟院与民族院的设置
1936年苏联宪法规定，最高苏维埃由联盟院和民族院两院组成。联盟院按选区由公民直接选举（每30万人1席），民族院按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的单位分配名额（如每共和国25席）。这种设置意在兼顾全苏利益与民族地域代表权。但实际上两院权力相当，且均受党的领导。
3.2.1.2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作用
最高苏维埃闭幕期间，由主席团（约40人）代行立法和监督职能。主席团主席名义上是国家元首，可发布法令、任免部分官员。但重大决策仍需经党中央政治局同意。斯大林时期，主席团作用甚微；赫鲁晓夫时期有所充实，但始终未独立于党。
3.2.2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发达社会主义”苏维埃
1960-70年代，勃列日涅夫提出“发达社会主义”理论，强调苏维埃是“全民国家”的基石。最高苏维埃的立法职能有所扩充，代表产生实行等额选举制（候选人由党组织指定）。地方苏维埃的预算和人事权有所加强，但仍受同级党委监督。此时期苏维埃僵化的“橡皮图章”形象广受诟病。
3.2.3 戈尔巴乔夫改革与苏维埃的衰落
3.2.3.1 人民代表大会的设立
1988年，戈尔巴乔夫修改宪法，设立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最高权力机关（取代最高苏维埃），并实行差额选举。1989年首次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代表中出现了非党人士和激进改革派。这是苏维埃制度自1917年以来最重大的民主化尝试，但也引发了政治动荡。
3.2.3.2 苏联解体中苏维埃的终结
1991年“八一九”政变后，各加盟共和国纷纷宣布独立。1991年9月，苏联人民代表大会解散；同年12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举行最后一次会议，宣布苏联停止存在。俄罗斯联邦的苏维埃制度随后被新宪法废除（1993年），取而代之的是联邦会议（杜马与联邦委员会）。
3.3 其他国家的苏维埃实践
3.3.1 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1919）
1919年3月，匈牙利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联合建立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模仿苏俄模式设立工农兵苏维埃。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为最高权力机构，下设人民委员会。但该政权仅存在133天，即被罗马尼亚军队和国内反动势力联合绞杀。其失败原因包括外部干涉和内部政策过激。
3.3.2 中国苏区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1931-1937）
1927年之后，中国共产党在农村根据地陆续建立“苏维埃”政权。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其组织架构仿照苏联，设有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等。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取消苏维埃政权名称，改为抗日民主政府。中国苏维埃实践在革命史中具有特殊地位，但常被评价为“不完全的苏维埃”。
4.1 苏维埃意象在艺术中的体现
4.1.1 宣传画中的“工农兵”形象
苏联宣传画是苏维埃意象的典型载体。画面中通常出现体格健壮的工人（手持锤子）、农民（手握镰刀）与红军战士（持枪或钢盔），背景为工厂、集体农庄或红旗。此类形象象征无产阶级联合专政，强调集体主义与英雄主义。著名作品如《你参加志愿军了吗？》等已成为20世纪视觉文化符号。
4.1.2 电影与文学中的苏维埃叙事
早期苏联电影如《战舰波将金号》《母亲》等，将苏维埃塑造为革命与正义的化身。后期出现以“苏维埃式劳动竞赛”为题材的小说（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些作品刻意弱化个体冲突，强调苏维埃制度对个人命运的改造。在后苏联时代，许多作品开始以怀旧或解构的视角重述苏维埃故事。
4.2 作为网络梗的“苏维埃”文化
4.2.1 “苏维埃式”DIY与怀旧风潮
在互联网文化中，苏联时期的粗犷设计（如笨重电器、统一制服、几何图案海报）被再创作为“苏维埃式DIY”美学。例如用旧木箱改造书架、模仿集体宿舍风格等。此类行为多源于对现代消费主义的反讽，或对“简单生活”的浪漫化想象。
4.2.2 幽默调侃：“今日的苏维埃，明日的高达”
网络社区常将苏维埃制度与科幻、二次元文化并置。例如将“苏维埃式集体主义”形容为“补完计划”，或调侃“今日的苏维埃，明日的高达”——意指表面上严肃的集体体制，实际隐藏着类似机器人动画中“庞大、笨拙、但充满力量”的隐喻。这类梗通常不带强烈政治立场，而是作为一种解构历史的娱乐表达。
5.1 支持者视角：民主与平等的实验
部分学者认为苏维埃制度体现了“真正的直接民主”——工人农民通过代表直接参与立法和管理，且代表受到“召回制”的约束。其阶级偏向性（工人农民权重高于资产阶级）被视作对压迫性社会的矫正。在经济方面，苏维埃通过集体化与计划化，短期内实现了快速工业化与消除饥荒，尽管代价高昂。在左翼政治学中，苏维埃被视为一种超越代议制民主的参与式民主尝试。
5.2 批评者视角：集权与官僚化的矛盾
5.2.1 党对苏维埃的取代（以党代政）
批评者指出，早在1920年代初期，布尔什维克党就逐渐将苏维埃变为其附属机构。党内干部同时兼任苏维埃领导职务，党委决议直接替代苏维埃立法程序。例如，1930年代斯大林时期的“大清洗”即是直接通过党的系统而非苏维埃程序执行的。苏维埃选举沦为形式化投票，代表入选由党组织指定。
5.2.2 代表实际权力的弱化
尽管宪法赋予苏维埃广泛权力，实际中代表很少能提出独立议案。最高苏维埃每年仅召开两次短期会议，审议的法案几乎全部事先由党政治局批准。地方苏维埃的预算和人事权同样受制于同级党委。最终，苏维埃沦为“橡皮图章”——形式上通过一切立法，实质上无决策能力。这被批评为“极权主义下的一种装饰性民主”。
5.3 后苏联时代的学理反思
苏联解体后，学术界对苏维埃的反思趋向多元化：一方面承认其最初的反独裁民主潜力；另一方面指出其内在的缺陷——缺乏政治多元性、代表权力易被寡头化、经济决策非理性等。一些理论家（如希拉里·克林顿克国际学者）认为苏维埃的失败是“激进民主理想在官僚化陷阱中的堕落”。但也有新左翼学者主张，应从基层苏维埃的自发实践中挖掘“横向民主”资源，而非仅仅关注其国家形态。当前，关于苏维埃的讨论已从历史制度学扩展到政治哲学和记忆研究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