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定义与范畴
1.1 社会史的核心定义
社会史是一门研究过去社会结构、群体互动、日常生活和文化习俗的历史学科分支。它聚焦于普通人的经历，而非仅关注帝王将相、政治事件和军事冲突。社会史学者试图复原历史上工人、农民、妇女、儿童、移民、边缘群体等“小人物”的生活面貌，探究其如何在社会变迁中生存、反抗、适应和创造意义。其核心在于“自下而上”的视角，认为历史不应仅由少数精英书写，而应由构成社会大多数的无名者共同构成。
1.2 社会史与其他史学研究领域的边界
1.2.1 与政治史的区别
传统政治史以国家权力、制度运作、战争外交和精英决策为核心，关注“谁统治、如何统治、统治结果如何”。社会史则更关心权力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被体验、抵抗和重塑。政治史常以重大事件和人物传记为线索，社会史则从家庭、社区、工作场所等微观层面切入，探讨权力关系的日常运作。两者并非对立，社会史可以视为对政治史的补充——揭示政治决策对平民的实际影响，以及平民如何通过集体行动反作用于政治。
1.2.2 与文化史的交叉
社会史与文化史关系密切，文化史重视符号、意义、语言和心态的演变，社会史则更强调结构和物质条件。然而，20世纪后期的“文化转向”使两者边界模糊：社会史学者开始关注文化如何塑造社会关系（如性别角色、阶级认同），文化史学者也越来越多地考察文化实践的社会基础。例如，对节日庆典、服饰风尚的考察，可以同时属于社会史（生活方式）和文化史（符号系统）的研究范畴。
1.2.3 与经济史的互补
经济史关注生产、分配、消费和数据量化（如GDP、物价、人口），社会史则关注经济过程对人类的实际影响——工作条件、家庭收支、物质生活水平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两者常结合：例如，在研究工业革命时，经济史提供工资数据和生产力指标，社会史则追问工人如何组织家庭经济、女性如何在工厂中承受双重压迫。社会史的“质化”视角弥补了经济史过度依赖数字的局限。
1.3 社会史的研究对象：从结构到日常
社会史的研究对象极其广泛，可从两个维度理解：一是“结构”（人口、家庭、阶级、性别体系、制度框架），二是“日常”（衣食住行、休闲娱乐、宗教信仰、情感表达）。早期社会史侧重宏观结构（如人口变迁、阶级形成），20世纪后期转向微观日常（如饮食史、身体史、死亡史）。这种转向并不意味着放弃结构分析，而是试图在日常生活的细节中追溯结构的运作痕迹，使历史变得更“有血有肉”。
2 起源与发展简史
2.1 思想渊源：启蒙运动与马克思主义
2.1.1 黑格尔与马克思的社会动力论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强调“理性的狡计”，认为历史是绝对精神自我实现的进程，但他在《历史哲学》中将“世界历史民族”作为主体，仍带有精英色彩。马克思则彻底颠覆了这一范式：他提出“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作为历史动力，并赋予工人阶级（无产阶级）以历史主体地位。其阶级斗争理论为社会史提供了分析社会变迁的核心框架——历史不是帝王谱系，而是阶级对抗的展开。
2.1.2 孔德与实证主义的社会学影响
奥古斯特·孔德创立的实证主义社会学主张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社会，强调观察、比较和历史归纳。他认为社会的发展遵循“神学—形而上学—实证”三阶段，并倡导“社会静力学”（研究社会秩序）与“社会动力学”（研究社会变迁）的结合。这种将社会视为可分析系统的思想，为社会史提供了方法论基础：历史不仅是故事的叙述，更应是对社会结构及其演变的科学解释。孔德的遗产导致20世纪社会史对量化方法和模型的高度依赖。
2.2 现代先驱：20世纪中叶的两次浪潮
2.2.1 年鉴学派的“总体史”革命
1929年，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在法国创办《年鉴》杂志，提出“总体史”概念，反对传统政治史对事件的过度关注，主张研究长时段的结构（如地理环境、人口变迁、经济周期）和中时段的社会态势（如价格波动、收入分配）。布罗代尔更以《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示范如何将环境史、经济史和政治史融为一体。他们将历史学从“事件史”转变为“结构史”，为社会史提供了时间维度和整体观。
2.2.2 英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史学派
二战前后，英国一批马克思主义学者（如E.P.汤普森、埃里克·霍布斯鲍姆、雷蒙·威廉斯）将阶级斗争理论与文化分析结合，避免了经济决定论的陷阱。汤普森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强调“阶级是一种关系，而非物”，认为工人阶级是在共同经历和对抗中“自我形成”的。这一学派注重从平民档案（法庭记录、工人日记、小册子）中发掘“人民史”，使社会史从抽象的理论转向具体的活人经验。
2.3 战后黄金时代与全球扩展
2.3.1 美国新社会史的兴起
20世纪60-70年代，美国社会史迎来爆发，被称为“新社会史”。它受欧洲移民史、城市史和量化方法影响，强调对人口、家庭、社区、种族等的系统性研究。学者如彼得·斯特恩斯、约翰·德莫斯等开始研究童年史、情感史，“新社会史”运动引入了社会科学方法（统计、计算机分析），但也因此被批评为“只谈结构，不见活人”。
2.3.2 亚洲与非洲的社会史转向
在亚洲，印度“庶民研究学派”（以拉纳吉特·古哈为代表）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挑战民族主义和精英中心叙事，关注农民、工人、贱民阶层的主体性。日本社会史边缘史家如网野善彦则重新定义“中间层”和“非农业民”的角色。非洲社会史则聚焦殖民遭遇、族群融合、奴隶后代的生活史，打破西方中心的社会史框架。全球扩展使社会史从欧洲经验中挣脱，但同时也面临“如何在地化”的问题。
2.4 当代转型：文化转向与“自下而上”的讽刺
20世纪80年代后，社会史遭遇“文化转向”——强调话语、符号、象征对现实的建构作用，质疑“阶级”“结构”等宏大概念的客观性。社会史学者开始研究幽默、阅听习惯、甚至“八卦”如何塑造社会认知。同时，“自下而上”的本意（倾听底层声音）被批评为“仍是精英在说话”：学者用自己的学术语言“翻译”平民经历，可能掩盖了真正的多样性。转向带来了活力，但也加剧了“碎片化”危机。
3 主要理论框架与方法
3.1 马克思主义社会史
3.1.1 阶级分析法与生产关系
马克思主义社会史的核心工具是阶级分析。它将社会分为拥有生产资料（土地、工厂、资本）的剥削阶级与不拥有或只拥有劳动（劳动力）的被剥削阶级，认为生产关系（如农奴制下的服役关系、资本主义下的雇佣关系）决定了社会的基本矛盾。学者据此研究工人如何形成阶级意识、农民如何抵抗地租剥削、奴隶如何在种植园中维持自尊。阶级分析并非简单标签，而是要求追问个体如何在特定生产关系中行动和赋予意义。
3.1.2 阶级斗争作为历史动力
在马克思看来，“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社会史学者通过考察罢工、暴动、示威、怠工、集体逃亡等具体斗争形式，揭示阶级力量的变化。英国历史学家R.H.托尼对圈地运动的研究、霍布斯鲍姆对“原始造反”和“工人集体行动”的分析，都表明阶级斗争不仅出现在公开冲突中，也隐藏在日常生活（如工农业的隐蔽抵抗、消极配合）里。此法在解释社会变革时，强调底层行动者的主动性。
3.2 结构功能主义与量化历史
3.2.1 计量史学：用数字“社死”古人
计量史学（Cliometrics）将统计方法引入历史研究，通过分析海量数据（人口普查、法庭记录、物价表）来揭示结构特征。其早期代表作是罗伯特·福格尔的铁路史研究（论证铁路对美国经济增长作用有限）以及历史人口学对前工业社会生育、死亡模式的还原。量化方法让社会史更具科学性，但也面临风险：数据可能不完整、统计编码可能抹杀个案细节，“用数字‘社死’古人”成为对其过度简化的讽刺——比如，通过平均寿命推测“古人生活悲惨”，却无法反映某位百岁老人的真实经历。
3.2.2 人口统计学与家庭重构
法国历史学家路易·亨利受年鉴学派影响，开创“家庭重构法”：通过教堂结婚、生育、死亡记录的连环分析，重建某个社区的人口流动、生育模式和家庭规模。英国家庭史学者彼得·拉斯莱特在《我们失去的世界》中论证“核心家庭在工业革命前就已大量存在”。这一方法指向社会史的基础问题：人类是如何组织生存和代际传承的。
3.3 微观史学与“小人物”叙事
3.3.1 卡洛·金茨堡与《奶酪与蛆虫》
意大利历史学家卡洛·金茨堡在1976年出版《奶酪与蛆虫》，被视为微观史学的经典。他通过对16世纪磨坊主梅诺基奥异端思想的审判记录进行“症候式阅读”，揭示了一个普通农民如何挪用高级文化（比如从《圣经》和《宇宙论》中杂糅出“万物出自混沌”的宇宙观）。金茨堡主张在“宏观结构”的罅隙中寻找底层声音，相信“人人都是历史的潜在主角”。
3.3.2 个案研究中的命运共同体
微观史强调深入单个案例（一个村庄、一个家庭、一次事件），通过细节展示社会整体。娜塔莉·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通过一件16世纪“假丈夫”案，呈现了法国农村的财产、性别、社区规则。虽然单个案例不能直接推论到全局，但能让读者感受到历史中鲜活的生命，从而对宏观命题（如农民心态、社区秩序）形成更深层的理解。个案因此成为社会史触摸“人味”的路径。
3.4 情感与身体史
3.4.1 情感规范的社会建构
美国历史学家彼得·斯特恩斯等开创情感史，质疑“爱情、愤怒是跨文化普遍体验”的假设。他们发现，不同时代和阶级对情感的表达与控制有严格规范——中世纪骑士的“愤怒”被视为荣誉而非失控，维多利亚时代中产阶级的情感严格节制。社会史通过分析家书、礼仪手册、婚姻指导，探讨情感如何被社会化：贵族女如何被训练为“冰冷淑女”，工人阶层则如何通过集体情感（骄傲、团结）组织斗争。
3.4.2 疾病、死亡与卫生的日常
身体史关注日常健康、医疗行为和死亡处理。例如，中世纪城市的“卫生”概念与今天截然不同（垃圾丢街头被视为“卫生”），18世纪医学界如何重塑分娩的人际治疗关系，19世纪肺结核如何浪漫化为“疾病-死亡”美学。社会史考察疾病的社会建构（比如麻风病被等同于“罪罚”）、死亡仪式的阶级差异（穷人的“草草埋葬”与富人的隆重庆典），以及医疗作为社会控制的新形式（从“隔离疯人”到“管理公厕”）。
4 核心研究领域
4.1 人口、家庭与生命周期
4.1.1 生育率、死亡率与迁移
社会史通过人口数据分析前工业化社会的“高生育、高死亡”模式：自然生育率（无节育）导致高出生率，但饥荒、战争和疾病（如黑死病）带来的周期性高死亡率使人口无法激增。迁移成为平衡机制：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跨洋移民开垦新大陆。此类研究常使用家庭重构和生命表技术。
4.1.2 家庭结构：从核心家庭到扩大家庭的“催婚”史
历史记忆常让我们认为前现代家庭多是“三代同堂”的扩大家庭，但社会史研究（如拉斯莱特的成果）表明，西欧在16-18世纪就以核心家庭（夫妇及未成年子女）为主。在中国和印度等地，扩大家庭则更普遍，但同样存在分家压力。社会史还关注“催婚”现象：欧洲贵族通过政治婚姻强固家族地位，中国乡村则通过媒妁之言和聘礼婚姻确保劳动力再生产。婚姻史表明，爱情在许多时代只是少数人的特权。
4.1.3 童年与老年：被遗忘的年龄政治
菲利普·阿里埃斯在《儿童的历史》中提出“儿童是被发明的”这一观点：前现代欧洲儿童被视为“小大人”，无特殊身份，直到18世纪，家庭和学校才将其视为天真、需要保护的对象。老年史则研究退休、赡养、养老院等制度的演变：工业革命后，年轻人进入工厂、老人成为“被施舍者”，引发代际冲突。
4.2 阶级、职业与不平等
4.2.1 工人阶级的形成（如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汤普森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论证，工人阶级不是被动出现在工厂中的“物”，而是通过共同经历（工作沉重、生活艰苦、群体团结）和对抗（罢工、卢德派捣毁机器）主动“形成”的。他强调“阶级”来自文化体验而不是经济学定义。
4.2.2 穷人的声音：救济、犯罪与流浪
社会史复原穷人如何被国家管控：中世纪教会的施舍制度、19世纪英国的新济贫法（将穷人投入“济贫巴士”）、中国明清的养济院。犯罪被视为理解社会不公平的窗口：穷人因偷面包被判刑，而地主对佃农的压榨则很少被法律追究。流浪者被视为“麻烦制造者”，被强制劳动，直到现代福利国家才转向“救助”。
4.2.3 精英与中产阶级的焦虑
精英阶层远非无脑享乐的“顶层”。社会史研究贵族的债务管理、婚姻策略、社交规则，以及如何通过庄园经济维持地位。19世纪中产阶级是社会的“焦虑体”：为博取体面地位，他们拼命工作、强化教育，并制定道德标准（如“家庭是圣堂”），但同时也成为批判社会运动的源头（如维多利亚时期的道德改良、禁酒运动）。
4.3 性别、性与情感关系
4.3.1 女性史与性别角色变迁
女性史是社会史的核心分支，通过考察女性的劳动参与、政治参与和日常经历，揭示历史上被忽略的性别维度。例如，女工在纺织厂担任薪水低、工时长的岗位；家庭主妇被定义为“非生产性劳动”，却管理着家庭的再生产；妇女在启蒙运动中争取教育权利。性别角色被视为社会建构的产物，随时代而变化。
4.3.2 婚姻、恋爱与“舔狗”文化的前现代版本
前现代婚姻更多是经济和政治联盟而非个人选择。但社会史学者发现，即使在包办婚姻中，平民之间也可能发展出深切情感——女性会通过书信表达对丈夫的思念，工匠则会在婚礼上演唱滑稽的情歌。“舔狗”文化的前现代版本体现在：诗人们歌颂“被拒绝的爱”（如彼特拉克），甚至有些男性通过自杀威胁来博取女性回应。区分“追逐”的主观体验与“权力不平等”的社会结构，是该领域的研究起点。
4.3.3 LGBTQ+群体的历史可见性
过去LGBTQ+群体常被隐藏在主流历史之外。社会史学者通过细读法律审判记录、文学文本和私人日记，复原同性恋者的历史存在。例如，18世纪伦敦的“摩莉之家”（同性恋酒吧）成为地下社群。20世纪60年代石墙暴动是争取可见性的转折点。研究指出，性向身份是近代史的产物：古代并未有“同性恋者”这一概念标签，但性行为和非主流欲望早已存在。
4.4 日常生活与物质文化
4.4.1 衣食住行的历史演变
物质文化史考察不同时期人们如何获得和消耗物品：中世纪农民的住房（泥草顶、泥土屋）、19世纪工人的公寓（拥挤、无排水），以及贵族住宅（石质、壁炉、时钟）。服装史揭示身份标志：贵族穿着示贵的丝绸、绣有徽章的长袍，农民则穿粗亚麻；工业革命使得成衣普及，但时尚成为阶层区隔的新工具。
4.4.2 饮食史：从“饿死鬼”到“吃货”
前工业时代多数人长期处于饥饿或半饥饿状态：一年当中，冬春两季是“饥荒期”，富人也因保存技术落后而常有不良饮食。近代化后，土豆、玉米和新大陆作物的传播提高了粮食安全，罐头和冷藏技术延长了保存期。19世纪后期餐厅开始面向大众，20世纪的“吃货”文化则更多地体现在社交、符号消费和全球菜系的交织上。
4.4.3 休闲娱乐：斗兽场、舞会与网吧的祖先
古代休闲娱乐多为集体、公开且与暴力相关：古罗马斗兽场是平民和贵族共享的娱乐空间；中世纪欧陆的骑士比武则是贵族展示勇气和排场的仪式。进入现代，咖啡馆、舞会、体育比赛成为中产阶级和大众的消遣。20世纪，电影、电视、网络游戏成为休闲的主宰。
4.5 社会边缘与冲突
4.5.1 疾病、残疾与历史上的医患关系
疾病史探讨患者如何理解疾病：中世纪欧洲对鼠疫的回应（鞭刑者、隔离船）、麻风病被视为罪罚。近代医学的发展（如医院、抗生素、疫苗接种）改变了医患关系：患者从“受膏者”变成“病例”，但医患不平等、权力差异等问题持续存在。残疾史则注重“残疾并非个体缺陷，而是社会障碍”的视角：历史上残疾人被视为“怪物”或“乞丐”，直到20世纪才逐步争取到参与社会生活的权利。
4.5.2 犯罪、惩罚与社会控制
社会史将犯罪视为社会矛盾的风向标。中世纪城市中偷窃、斗殴、私通频发，惩罚以羞辱为主（戴枷示众）；18-19世纪欧洲以公开处刑威慑平民，酷刑被废除后转向监狱和劳动感化。社会控制理论关注国家如何通过警察、监视规则和规范培养来维护秩序，而底层如何通过“地下经济”和隐晦抵抗冲撞控制。
4.5.3 集体行动：暴动、骚乱与“起义”的仪式感
集体行动的前现代版本往往带有仪式性：法国农民骚乱时先击鼓聚众，再焚毁地契；英国工人“卢德派”暴动有组织地破坏机器。这些行动不是无脑宣泄，而是传递诉求的“仪式”——通过传统程序（如发传单、谈判、示威）表达不满。霍布斯鲍姆将此类行动定义为“原始造反”，认为它们尚未形成现代意义上的革命意识。
5 与相邻学科的关系
5.1 社会学与社会史的“孽缘”
5.1.1 韦伯与涂尔干的遗产
社会学之父们对社会史产生深刻影响。马克斯·韦伯强调“理解”社会行动意义，其宗教社会学（《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为资本主义起源提供了文化解释。埃米尔·涂尔干关注社会团结：他发现前现代社会以“机械团结”（基于相似性维系群体）为主，现代社会靠“有机团结”（基于分工）来维系。这两位学者的理论常常被社会史学者用以解释历史变迁的内在逻辑。
5.1.2 社会学理论与历史叙事的结合
社会史学者常借用社会学理论分析历史数据，但也批判社会学的过度抽象化。例如，布迪厄的“惯习”（habitus）理论被用于理解不同阶级的生活方式；戈夫曼的“拟剧理论”被用于历史行为研究（比如贵族在法庭上的表演）。两者互相：社会学需要历史事实检验，历史学需要社会学理论避免浅层叙事。
5.2 人类学的“田野”启示
5.2.1 深描法与文本解读
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提出“深描”法：从一个符号行为（如眨眼、斗鸡）出发，挖掘其深层社会意义。社会史学者效仿此法：通过一张画或一场仪式（如狂欢节），还原特定文化逻辑。深描法让历史叙述变得更具解释力，但也容易陷入“一切皆为文本”的陷阱。
5.2.2 仪式与象征的社会功能
人类学的仪式理论（范·热内普的“通过仪式”、特纳的“阈限”概念）被用于分析历史事件：加冕、结婚、葬礼不仅是个体经历，也是社会维持团结或解决矛盾的方式。社会史还能从人类学的“交换理论”中学习：互赠礼物在封建时代不仅是友谊的象征，更是权力关系的载体。
5.3 经济史的量化冲击
5.3.1 价格史与生活水平
经济史提供价格指数、实际工资等数据，社会史将其转化为“生活水平”的衡量：18世纪工业革命初期实际工资停滞或下降，工人家庭的生存压力加剧。价格史与流行病学数据结合，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年代婴儿死亡率飙升，以及民众营养状况如何恶化。
5.3.2 大分流与制度变迁
经济史学家彭慕兰提出的“大分流”理论（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欧洲而不是中国），引发社会史的广泛讨论：制度（如产权、市场）、生态环境（如煤炭、美洲殖民地）如何塑造社会发展。社会史更多从基层实践出发，检验这些宏观理论在村庄、工场、商店中的具体运作。
5.4 政治史的“宫斗”对比
5.4.1 权力视角的互补
政治史的“宫斗”描述宫廷阴谋和权力更迭，社会史则将权力扁平化：关注村庄乡绅与村民、工厂主与工人、丈夫与妻子等微观层面的权威关系。这两种视角并非对立，而是相互补充：没有宏观经济组织，村庄秩序也无法解释；而帝王的决策往往受到其家族、宫廷仆人和地方势力的制约。
5.4.2 社会运动与国家形成
社会运动（如废奴运动、女权运动、抵抗加税）是国家形成的催化剂。社会史对此的切入点不是精英决策，而是参与者动机、组织方式和地方行动。它可以解释为什么某个地方的动员成功而另一个地方则失败，并揭示国家如何在地方层面（收税、征兵、教育）实现统治。
6 争议与反思
6.1 碎片化问题：如何防止变成“历史八卦集锦”
社会史因其广泛的题材（从面包到舞会、从疾病到娱乐），容易变成“一切皆可社会史”的无国界领域。批评者称，它碎片化为无数个小课题，缺乏统一分析框架，难以回答“历史向何处去”这类大问题。为了治理碎片化，社会史学者需要回归到宏观理论（如资本主义、殖民主义）与具体研究的关系，减少纯猎奇叙事。
6.2 宏大叙事与局部真实的矛盾
“自下而上”本质上是对“宏大叙事”的抗议，但微观者容易变成“无关紧要的细节”。如何从一件小事（如一场村婚礼、一次屠杀）中提炼出具有普遍性的结论？如果细节只是个案，那它只能说明它本身。社会史试图在“细节”和“模式”之间架桥，但至今无完美解法。
6.3 与当代政治话语的微妙距离（避雷指南）
社会史涉及阶级、性别、种族等议题，很容易与当代政治立场相遇。学者需要保持学术客观性，避免将历史研究对象简单映射到现在的政治正确（例如：不能因为喜欢同志运动，而将所有历史上的同性性行为都贴上“解放意识”标签）。同时，也不能因畏惧政治压力而回避敏感问题，而应以史料为基础进行专业推理。
6.4 “自下而上”是否真的接地气？
“自下而上”的初衷是为底层发声，但批评者指出：社会史学者依旧来自精英学术圈，他们用深奥的术语翻译和重构底层语言，重新生产了知识权力不平等。例如，用“结构”“文化资本”来解释农民行为，可能抹杀了农民自身的语言和逻辑。因此，社会史需要保持自我反思，意识到“给底层代言”本身也是一种特权。
7 经典文献与代表学者
7.1 奠基之作
7.1.1 E.P. 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1963年出版。核心观点：工人阶级不是工业革命自然产生的物理群体，而是通过18世纪到19世纪初的政治、文化和经济斗争主动“形成”的。运用工人日记、地方报纸、审判记录等档案，汤普森展示了阶级意识的诞生过程。此书是社会史扛鼎之作，标志着社会史从结构分析转向主体性研究。
7.1.2 费尔南·布罗代尔《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
1949年出版。布罗代尔将历史分为三个时段：长时段（地理与环境）、中时段（社会与经济态势）和短时段（政治事件）。通过对地中海地区的地理、贸易、人口、社会组织的宏大描述，实现“总体史”愿景。此书是社会史跨学科方法的典范。
7.2 微观史与多元声音
7.2.1 纳塔莉·戴维斯《马丁·盖尔归来》
1983年。讲述16世纪法国一个名叫阿诺·杜达尔的陌生人冒充农民马丁·盖尔，与后者妻子贝特朗·德罗尔斯一起生活数年，后被揭发的故事。戴维斯并未将其简单当作悬疑案，而是借机展示农村社会的财产、婚姻、社区以及女性在家庭中的处境。
7.2.2 卡洛·金茨堡《奶酪与蛆虫》
见“理论框架”部分。该书以16世纪磨坊主梅诺基奥的异端审判记录为史料，展示底层如何挪用精英文化构建世界观。
7.3 中文世界的社会史探索
7.3.1 赵世瑜《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
以东北、华北地方的庙会、迎神赛会和民间信仰为中心，探讨社会文化如何在国家与民间之间互动。他认为，民间庙会既是文化表达，也是社会控制的场域。
7.3.2 王笛《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茶馆》
《街头文化》从街道、茶馆、锣鼓、戏剧入手，复原清末民初成都下层民众的公共生活，展示空间如何被政治权力争夺。《茶馆》则聚焦于成都茶馆这一“微型社会”，探讨它如何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被管控和重塑。系列作品是社会史“自下而上”在中国语境的具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