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里法案》（Lois Jules Ferry）是19世纪80年代由法国教育部长朱尔·费里（Jules Ferry）主导颁布的一系列教育法律的总称。该法案被视为法国现代公立教育体系的奠基之作，核心精神在于确立初等教育的“免费、义务、世俗”三大原则，旨在打破天主教会在教育领域的长期垄断，培养共和国的忠诚公民。法案的推行深刻改变了法国社会结构，并为全球世俗公共教育制度的建立提供了重要范本。
1.1 第二帝国末期与第三共和国初期的教育状况
第二帝国（1852-1870）末期，法国教育体系高度依赖宗教机构，尤其是天主教会。1870年第三共和国成立后，政治权力从保皇派逐步向共和派转移，教育改革成为共和派巩固政权、传播世俗价值观的核心议题。这一时期，教育领域呈现出教会主导与共和派革新诉求之间的尖锐对立。
1.1.1 天主教会的教育主导权
在第二帝国时期，根据1850年颁布的《法卢法案》，天主教会获得了对初等和中等教育的广泛控制权。神职人员在学校中担任教师和管理者，课程内容以宗教教义为核心，学校日常活动如祈祷、弥撒为强制环节。教会教育机构不仅数量上占优（约60%的初等学校由宗教团体运营），更在精神层面上深刻影响着法国国民的童年。这种局面被视为共和派眼中“旧制度”的残余，阻碍了理性主义与共和思想的传播。
1.1.2 共和派的教育改革呼声
自18世纪启蒙运动以来，共和派思想家（如孔多塞、拉梅内）始终主张由国家主导教育，以培养独立、理性的公民。第三共和国成立后，共和派政治家意识到，要实现共和制度的稳定，必须从儿童开始灌输共和价值观——自由、平等、博爱，以及公民责任。教育世俗化被视为打破教会控制、塑造统一国民意识的关键手段。
1.2 朱尔·费里的政治生涯与改革动机
朱尔·费里（1832-1893）是推动法案的核心人物，其个人经历与政治理念深刻影响了法案的设计与实施。
1.2.1 从律师到教育部长
费里最初在巴黎从事律师职业，后投身政治，积极参与共和派活动。他曾在巴黎公社期间短暂担任塞纳省省长，因处理危机果断赢得声誉。1879年，费里被任命为公共教育与美术部长（即教育部长），正式开始其教育改革生涯。他精通法律与行政管理，擅于在议会中游说各方力量，为法案的顺利通过铺平道路。
1.2.2 反教权主义与共和主义理想
费里深受19世纪实证主义与共和主义思想影响，视天主教会的教育控制为共和国的“头号敌人”。他认为，宗教教育培养的是盲从信徒，而非自主公民；只有通过世俗、理性的公立教育，才能根除君主制与教权主义的土壤。费里本人并非无神论者，但他主张宗教应限于私人领域，公共教育必须保持中立。这种“反教权但不反宗教”的立场，成为法案世俗原则的哲学基础。
2.1 免费原则
免费原则的初衷是消除经济障碍，确保所有家庭，无论贫富，均能送子女入学。这一措施直接针对当时许多贫困家庭因无力支付学费而放弃儿童教育的现象。
2.1.1 免除公立初等学校学费
根据法案规定，所有公立初等学校（包括小学及初级中学）不得向学生家庭收取任何学费。此前，初等教育主要依赖学费和地方捐赠运转；免费政策使得学校经费完全转由国家与地方财政承担。这一条款于1881年率先通过，标志着“教育是公共责任”观念的法制化。
2.1.2 地方财政补贴机制
为了让地方能够承担免费带来的财政压力，法案建立了中央补贴与地方税收相结合的模式。中央政府按学生人数向各省发放补助，地方政府则通过征收“学校税”等专项收入维持学校运营。社区经济状况、学校数量等因素被纳入补贴计算，以确保欠发达地区不致因财政困难而无法设校。
2.2 义务原则
义务原则明确了国家对儿童接受教育的强制性要求，以及家庭对此的法律责任。
2.2.1 6至13岁儿童强制入学
法案规定，凡年满6周岁、未满13周岁的儿童，无论性别、地域、家庭背景，必须接受教育。每学年至少应有8个月、每周至少接受22小时教学。儿童可在公立学校、私立学校或家庭接受教育，但须通过定期考核证明其受教育程度符合官方标准。这一年龄区间覆盖了当时法定的义务教育阶段。
2.2.2 家庭监督与违规处罚
家长被赋予监督子女入学的首要责任。各地设立“学校监察委员会”，负责统计适龄儿童人数、检查出勤情况。若儿童无故缺席累计超过4个半天，家长将先收到警告；若仍不改正，可被处以罚款（初犯5法郎，累犯加重）。情节严重者，甚至可能面临短期监禁。然而在实际执行中，处罚往往较为温和，以劝导为主。
2.3 世俗原则
世俗原则是法案最具争议的核心，意在将宗教彻底排除于公立学校日常教学之外。
2.3.1 公立学校禁止宗教教学
法律明确规定，公立学校的教学时间、课程内容中不得包含任何宗教教义。学校建筑内不得设置神像、十字架等宗教象征。神职人员不得在校内从事教育活动或主持仪式。宗教教学被完全驱逐至私立学校领域，公立学校则成为纯粹的世俗空间。
2.3.2 设立“公民道德与公民教育”课程
为填补宗教教育留下的空白，法案创设了“公民道德与公民教育”课程，每周安排2-4课时。该课程以公民责任、共和价值观、爱国精神、基本法律知识为核心内容，强调对理性、宽容、人道主义的培养。课程并未完全否定上帝或道德信仰，但明确将道德基础从宗教教义转向世俗理性。教师被要求以“中立、理性、非教条”的方式讲授。
2.3.3 教师世俗化与师资培训
世俗原则的实施要求一支非宗教背景的教师队伍。法案规定，公立学校教师（尤其是初等学校教师）必须由世俗人士担任，禁止修士、修女在学校任教。为此，政府大幅扩建师范学校，加速培训世俗教师。教师待遇得到提高，职业地位提升，逐渐形成一支高度忠于共和理念的“黑色慧星”教育军。
3.1 1881年6月16日法案（免费初等教育）
这是费里法案系列的第一部法律，核心内容为确立初等教育的免费性。该法案规定：所有公立初等学校免除学费，经费由国家和地方财政共同承担。法案文本相对简短，共计19条，重点否认了任何针对学生的费用征收行为。此法案因其目标单一（仅涉及免费，未涉及义务和世俗），在议会辩论中的阻力相对较小，最终以271票赞成、102票反对通过。
3.2 1882年3月28日法案（义务与世俗教育）
这是费里法案的核心文件，系统阐述了义务与世俗两大原则，并细化了一系列执行措施。法案共36条，结构更为复杂，涵盖了入学年龄、课程设置、教师资格、违规处罚等多个方面。
3.2.1 强制入学年龄的细化规定
法案明确儿童需从“年满6周岁的当年9月1日起”至“年满13周岁的当年9月1日止”接受义务教育。对于因智力或身体残疾无法正常学习的儿童，可由地方委员会评估后给予豁免，但需保证家庭提供适当教育或康复措施。对于农业或渔村等因实际劳动需要而频繁缺席的家庭，法案允许在特定季节调整上课时间，但总学时不得低于规定标准。
3.2.2 免除宗教课程的替代安排
公办学校的课程表必须排除宗教教学，所有学生一律不参加宗教仪式、祈祷或教义课程。但为照顾家庭意愿，法案允许在校外（如在教区教堂或私立机构）由神职人员为自愿学生提供宗教指导，前提是不得占用公立学校的时间且不得在校内进行。这一“校外宗教补充”安排被视为对新教和天主教妥协的体现，但实际执行中，许多保守派家庭仍选择将子女送往教会私校。
3.3 1886年10月30日法案（进一步推进世俗化）
在1881和1882年法案的基础上，1886年法案重点解决“教师世俗化”这一遗留问题，标志着世俗化从课程层面向人事层面的深化。
3.3.1 公立学校教师必须为世俗人士
法案规定：自1887年起，所有新任命的公立初等学校教师必须为“非宗教性质”的世俗人士在职。对于已在公立学校任教的神职人员（如修士、修女），给予至多5年的过渡期，期间可继续任教，但期满后必须被世俗教师替换。这一条款遭到天主教会的强烈抗议，但政府态度强硬，最终在1890年代前基本实现了公立学校教师队伍的世俗化。
3.3.2 教会教学机构的逐步替换
法案同时要求，地方政府不得再与宗教团体签订合同来运营公立学校。现有由宗教团体管理的公立学校需逐步转为世俗管理。对于教会经营的私立学校，法案未予直接干预，但通过加强公立学校的质量与吸引力，使其在市场竞争中逐渐萎缩。这一“不禁止、但边缘化”的策略，巩固了世俗公立的绝对主导地位。
4.1 地方政府的执行差异
法案的实施在法国各地表现出显著的不平衡性，这既源于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也与政治和宗教传统有关。
4.1.1 城市与乡村的推行进度
在大中城市（如巴黎、里昂、马赛），共和派势力较强，教育行政管理体系较为完善，法案执行进度较快。免费政策在1881年后迅速落地，城市学校普遍实现了教师世俗化，出勤率明显上升。但在乡村地区，尤其是偏远山区，教会传统根深蒂固，教师培训资源匮乏，学校数量不足，导致免费义务教育推行缓慢。统计显示，到1880年代末，乡村儿童的入学率仍比城市低约20%。
4.1.2 保守派省区的抵抗
在法国西部、西南部和阿尔卑斯山区的一些省份（如旺代、菲尼斯泰尔、上萨瓦），天主教保皇派势力强大，地方政府常采取消极抵抗策略。部分镇长甚至拒绝资助公立学校，或对教会学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中央政府不得不在这些地区派驻“共和国督察”监督执行，并在议会中出台补充法令以规范地方行为。尽管如此，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少数强固的保守派社区仍保留着事实上的教会教育主导。
4.2 天主教会的抗议与妥协
天主教会在法案推进过程中扮演了主要反对者角色，但其策略经历了从激烈对抗到有限妥协的演变。
4.2.1 教皇利奥十三世的态度
教皇利奥十三世（1878-1903年在位）对费里法案持明确批评态度，认为世俗教育“剥夺了上帝的权力，将儿童引入道德虚无”。他在1884年发布的通谕《Humanum Genus》中，谴责世俗化教育为“现代异教”的缩影。然而，利奥十三世同时希望与法国共和政府维持某种外交平衡，并不鼓励教会采取武力对抗。他更倾向于鼓励教会大力兴办私立学校，通过竞争对抗世俗化的侵蚀。
4.2.2 教会学校与私立学校的并存
面对公立学校的迅速扩张，天主教会转而集中资源巩固私立教育体系。1880年代后，法国私立（天主教）学校数量不降反增，且在教学质量、师资培养上投入巨大，一度吸引了许多中产阶级家庭。教会学校与公立学校的并存局面一直延续到20世纪，形成“双轨制”教育格局。然而，公立学校凭借免费和区位优势，在基层普及方面占据绝对上风。
4.3 公论与舆论争议
法案在社会上引发了激烈讨论，共和派与保守派围绕“教育为谁服务”展开了多轮舆论战。
4.3.1 共和派的支持论调
共和派舆论高度赞扬法案，将其视为“共和国的胜利旗帆”。他们强调，免费义务教育是打破阶级壁垒、实现社会公平的基础；“无神论学校”实际上培养的是理性、独立的公民，而非道德虚无者。许多共和派思想家（如欧内斯特·拉维斯）指出，只有通过世俗教育，法国才能摆脱教会对国民精神的束缚，迈向现代文明。
4.3.2 宗教教育缺失引发的家庭抗议
普通家庭，尤其是有虔诚信仰的乡村家庭，对学校去除宗教课程感到不安。一些家长抱怨“孩子在公立学校什么也没有学到（指宗教道德）”，担心子女失去信仰根基。部分地区的母亲甚至自发组织“教义补习班”，在公立学校放学后为子女补授教理知识。政府对此类校外活动持默许态度，但坚持校内的绝对世俗化。这种家庭层面的不信任感，部分解释了为何教会私校在特定地区维持了较弱的但持续的存在。
5.1 对法国教育体系的影响
5.1.1 国民识字率与教育普及率的提升
费里法案实施后，法国初等教育入学率大幅上升。1881年，全国学龄儿童入学率约为70%；到1900年，此数字已接近95%。与此同时，法国民众的识字率从1880年的约72%跃升至1900年的约90%，基本消灭了文盲现象。义务教育的推行还促进了标准化法语的普及，弱化了方言和地方文化差异，对法国民族国家构建产生深远影响。
5.1.2 世俗公共教育的制度化
法案创建了一整套世俗公共教育管理制度：从国家教育部的统一课程大纲、到地方学校的标准化教材、再到教师的全国统一培训与考核。这套体系不仅适用于初等教育，也为后来中等和高等教育的世俗化铺平了道路。至20世纪初，法国的公立教育已完全摆脱了教会的干预，成为共和国治理的核心工具之一。
5.2 对社会与文化的长期塑造
5.2.1 共和价值观的传播
通过“公民道德与公民教育”课程，费里法案系统地向儿童灌输了自由、平等、博爱、国家主权在民等共和价值观。这种教育不仅影响了个人信仰，更重塑了法国社会的集体心理。许多历史学家认为，法案是“将农民变成法国人”的关键一环，使来自不同地域、阶层和信仰的人群形成了统一的“共和国公民”认同。
5.2.2 宗教与政治关系的重新界定
法案的世俗化主张，标志着法国“政教分离”原则在公共教育领域的率先实践。1905年法国正式颁布《政教分离法》，将这一原则扩大到整个国家治理领域。费里法案被视为这一更大进程的先驱。它不仅在法律层面厘清了公共领域与私人信仰的界线，也奠定了法国“世俗共和主义”（laïcité）的传统基础。
5.3 国际影响与比较研究
5.3.1 对欧美其他国家教育立法（如日本《学制》、美国世俗学校运动）的启发
费里法案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引起国际关注。日本明治政府在1872年颁布的《学制》，虽受普鲁士模式影响更深，但其普及义务教育、国家主导教育的理念与法国有相通之处，部分学者认为费里的“免费义务”条款为日本《学制》提供了参照。在美国，19世纪末的世俗学校运动也在一定程度了呼应了法国的世俗化逻辑——尽管美国“政教分离”的具体实践（宪法第一修正案”角度更为宽泛）与法国存在差异。
5.3.2 后殖民时期法国教育模式在海外的影响
作为殖民帝国，法国将其教育模式输出至非洲、亚洲和加勒比海殖民地。费里法案的核心理念——标准化课程、世俗化教学、共和价值观灌输——在殖民教育体系中得到复制。二战后，许多前殖民地国家（如塞内加尔、科特迪瓦、摩洛哥）独立后仍沿用了法语教育与世俗化框架，尽管其具体成效和争议至今仍被讨论。
6.1 费里法案与“教育中立性”原则的起源
费里法案的世俗化主张是现代“教育中立性”原则的重要起源。该原则要求公立学校在教学过程中不得偏袒或歧视任何宗教、哲学或政治立场。法国法院在后世对待宗教符号、课程内容等问题时，常回溯费里法案的文本与立法意图，认为“中立性”既是教师的行为规范，也是学校制度的核心价值。这一原则后来被写进法国《教育法典》，成为当代法国教育体系的基石。
6.2 后世对世俗化程度的争论
费里法案确立的世俗化程度并非一成不变，在后来一个多世纪里不断被重新审视和调整。
6.2.1 2004年法国头巾法（教室宗教符号禁令）的先行线索
2004年，法国通过《头巾法》，禁止在公立中小学佩戴“明显具有宗教属性的标志”，包括伊斯兰头巾、大十字架、犹太圆顶帽等。该法律的支持者视之为对费里法案“教室世俗化”传统的延续，认为其目的在于维护教育空间的绝对中立；反对者则批评其为对特定宗教（尤其是伊斯兰教）的不平等禁令。这场争论在很大程度上是19世纪世俗化之争在当代的变体，只不过矛盾焦点从天主教转向了伊斯兰教。
6.2.2 当代法国学校伊斯兰教争议中的历史回溯
21世纪初以来，随着法国穆斯林社区规模的扩大，关于学校是否应提供清真餐食、是否批准伊斯兰节日假期、是否允许女性教师佩戴头巾等问题，持续引发社会撕裂。在这些争议中，费里法案作为世俗主义的“原始文本”被反复引用。一方认为，费里法案确立的学校世俗原则（如禁止宗教符号）应毫无保留地适用于所有宗教；另一方则认为，当代社会已与19世纪完全不同，过度的世俗化可能导致对少数族裔的不公。这种争议至今仍未平息，成为法国社会多元性与共和主义传统碰撞的缩影。
7.1 原始法案文本
7.1.1 1881年、1882年、1886年法律原文
1881年6月16日关于免费初等教育的法律原文、1882年3月28日关于义务及世俗教育的法律原文、1886年10月30日关于教师世俗化及初等教育组织的法律原文，均收录于《法兰西法律公报》对应年份的汇编卷宗中，并存于法国国家档案馆（Archives Nationales）的教育档案系列。
7.2 学术著作
7.2.1 Mona Ozouf《共和国的学校》
Mona Ozouf的作品《共和国的学校：费里与教师》（L'École de la République: Jules Ferry et les Instituteurs, 1992）是研究费里法案教育史与教师职业史的经典著作。她分析了该法案对教师身份认同的塑造，以及教师如何在世俗化过程中扮演“共和国的牧师”角色。
7.2.2 Françoise Mayeur《法国第三共和国的教育》
Françoise Mayeur的《法国第三共和国的教育：1879-1914》（L'Éducation sous la Troisième République: 1879-1914, 1977）系统梳理了费里法案诞生前后的教育政策辩论、法律演变及社会反响。该书被视为该领域最全面的学术综述之一，被多国教育史研究者列为必读书目。